刘绍铭的书，用他评旁人作品的话来说，就是“有瞄头”。旧作“二残游记”，既属“过气的业余小说作者”手笔，看不见也就未必遗憾。但他小说而外的文字，尤其是那些富含新批评遗韵的书评，错过细读良机，有人可能就会追悔莫及。
不管是当年问学传道北美，还是今日著书授业香江，“事事关心”的书生意气，从来没有与刘分离。好学善思之辈阅其文集《遣愚衷》（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7年1月初版，176页，22．00港元），不难悟出内中深蕴，进而服膺他同名代序的题旨：“严格来讲，任何一个从事人文和社会学科的人，无论在公开场合发言也好，执笔为文也好，都是以不同的方式试遣愚衷。”我无缘过阅更多刘著，但从最近的《情到浓时》（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3月初版，390页，22．00元）看出，其杂著多不脱“遣愚衷”的定见，悉由文化时论、忆人散札和图书评介组成。这本选集内容驳杂，文章多采自旧著（书名各有意趣，像《独留香水向黄昏》、《半仙·如半仙》和《风檐展书读》，就颇堪品味），也包括我得自隆福寺的《遣愚衷》部分篇目。他著文议论人文时景所涉甚广，台港内地和美洲均有评点。不过，引我遐思最多的，则是他以翻译和研究者身份，驰笔疾书之超逸脱洒的内行书评。
《魔桶》和《一九八四》等书，是刘得意的英译中作品，但他隐而不显的才具，更体现在他的中文英译方面（他在美国与闵福德合作，曾编译中国古文选）。得益所处特殊地位，所以他论翻译作品，特别是外国汉学家的译品，常能见人所未见，道人所未道。杨绛《干校六记》两种译文，一经他的评析，译者葛浩文（Howard Goldblatt）和白杰明（Geremie Barme）各自功夫立判高下。他说，“翻译的好坏，最易从两个不同的版本对比下鉴辨出来。杨宪益夫妇译《红楼梦》，呕心沥血，若无霍克思（David Hawkes）译本同时出现分庭抗礼，杨氏文彩不足的地方，常人也不易看出来。可是拿霍氏译文对照一下，不必专家也可以看出杨译技逊一筹。”“白杰明孤军作战，自然吃亏。不过，编辑给作者译者改文章，也仅能点到为止，大部分的责任，还是原作者原译者负担的。编辑可以给你改正错误，可以提供隐喻来源，但文章还是你自己的。译者的母语含英采华，译文就生色不少。在这方面讲，葛浩文驾驭英文能力，远胜白杰明（英语也是他的母语）。”他笔藏机锋，暗讥白译“封面引《伦敦泰晤士报》书评：‘一本与众不同的书……译笔高超’（anoutstanding book……superbly translated）。”然而，“《干校六记》与众不同，已是定论，但译笔高超之说，笔者却不敢苟同了。”（《遣愚衷》，页150－59）作者自称“职业看书人”，“为了职业的需要而得不断的看新书”，也在潜意识里承担起代读者鉴定图书的职责。所以，他的观点自然清晰可鉴，决不曲意投人所好或奉承时尚。
他与许多行家交谊非浅，所以信笔敷陈己见，常会散出言外之意。比如说及英译《鹿鼎记》，即透露“闵福德私下相告，译著挂的虽然是他一个人的名字，但实际的翻译工作，霍克思教授一直参与其事，第一回《纵横钩党清流祸／峭茜风期月旦评》就是出自他的译笔。”“原来这位世界知名的《楚辞》和《石头记》译者，在闵福德翻译计划中扮演的竟是‘幕后英雄’的角色。”（《情到浓时》，页205）这是否意味，在霍克思心目中，金庸和曹雪芹的小说地位，其实也还大有分别？
一气读毕《情到浓时》所收五辑散论，内心自会泛起格外复杂的感受。那些看似轻描淡写追忆一代“知识难民”的短文，却让旁观者从夏济安、张爱玲和洪业等人的遭际，悟出人生无常的可悲可叹。相对而言，他对王蒙和蒋子龙的非议，也就不难理解。然而，不无遗憾的是，此书出版前分明自设禁区，有意避选所谓敏感篇幅（对台湾文学研究庸俗化的责备，给朦胧诗派唱的赞歌，以及对丑化华裔学者小说的指斥，等等），实际大可不必。那些评论如今仍值得玩味再三。这也是本篇所谓“浓情”不如“愚衷”的由来，尽管《遣愚衷》只有37篇，《情到浓时》却多出一半以上篇目。
